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 关键字:
  • 栏 目:
  • 高级搜索
您是第位访客
当前位置: 首页 > 青年法官论坛
“裁判式调解”现象透视
兼议“事清责明”在诉讼调解中的多元化定位
分享到:
作者:陆晓燕  发布时间:2019-07-04 15:51:57 打印 字号: | |

摘  要  近年来,以“事清责明”为最大特色的“裁判式调解”消然进入司法的视野。一方面,“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在经历了“调解热”时期的“否定”、“不当调解”反思中的“否定之否定”之后,挟“裁判式调解”之势回归;另一方面,在“裁判式调解”的实践形态中,作为调解标准的“事清责明”,较之作为裁判标准的“事清责明”,在内容、程序、载体上存在差异。这是因为,在法治社会初步建成的背景下,纠纷主体的理性度增加、纠纷模式的聚合度增强、纠纷类型的多样化发展,决定了规则指引的有效性、规则治理的示范性、规则创新的必要性,从而使“事清责明”调解标准的回归成为法律规则下当事人处分之治的必然要求;但在同时,法律规则在不同案件调解中的作用度、在不同调解程序中的参与度、在不同形式载体中的昭示度均不同,导致不同案件调解所需要的、不同调解程序能达到的、不同形式载体所揭示的“事责”清明度亦不同。因此,应以“事清责明”的多元化标准,作诉讼调解的程序分流,根据案件类型,确定所需要的“事责”清明度;根据所需要的“事责”清明度,决定应选择的分流程序;根据所选择的分流程序,决定应选用的“事责”载体。

关键词  裁判式调解  事清责明  法官审判权  当事人处分权  多元化标准  程序分流

 

“事清责明” 作为诉讼调解的标准, 自确立以来,便以“与裁判标准混为一谈”为人诟病,以致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一度取消的呼声泛起。然而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坚守了这一标准。与此同时,以“事清责明”为最大特色的“裁判式调解”也消然进入司法的视野。 笔者进一步调研发现,“裁判式调解”并非偶一现象,其在司法实践中推行已久,仅形态各异故未作甄别而已。 本文从透视“裁判式调解”现象入手,研究“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回归形态,并以其在不同案件、不同程序、不同载体中的多元化标准,定位诉讼调解的程序分流。

一、现象透视:从“裁判式调解”看“事清责明”调解标准的回归

(一)“裁判式调解”的缘起:“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否定之否定

诉讼调解区别于诉外和解的本质特征是,在协议的达成上有审判权的介入,是法官审判权作用于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作为法官审判权的重要体现,其“存”或“废”的争论,症结恰恰在于审判权介入的限度问题。

1.否定——被冷落的“事清责明”标准

归纳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司法界的政策变化,不难追索出“事清责明”标准逐渐被边缘化的轨迹。

学界观点 司法政策

“否定”论成为主流观点 立论背景

“事清责明”标准被边缘化

司法理念

“事清责明”的三宗罪:

①混淆调解标准与裁判标准。

②侵犯当事人处分权。

③损害调解之效率价值。 诉讼调解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立诉讼调解的“事清责明”标准之后,这一标准在后续司法政策中呈现如下边缘化倾向:

①“事清责明”标准模糊化或消失。 

②调解书中的“案件事实”可以被省略。 

③出现了“确认调解协议”、“立案调解”、“庭前调解”等调解前置程序,这些调解前置程序无法通过庭审调查辩论来完成程序规范意义上的“事清责明”。 诉讼调解在历经“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着重调解、判决补充”、“调判并重”三个阶段之后,于近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由此在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调解运动:“调解率”成为重要考核指标,“调解楷模”受到全员追捧,可能妨碍调解达成的“事清责明”标准被弃如敝屣。

2.否定之否定——“事责”缺位下的负面效应

无论是学术界的口诛笔伐,抑或是司法界的政策导向,投射到实务界,便是对“事责清明”标准的集体漠视,由此引发“事责”缺位下的“不当调解”情形。

缺位情形 缺位实质 缺位原因

混淆“事责” “背对背”“以判压调”、“以诱压调”,使当事人陷入“囚徒困境”,形成“隐性强制型”调解。

案例: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期望值与法官设定方案相左,法官便利用“背对背”空间,告知原告“被告抗辩并非没有道理,若判决,你方诉请未必得到支持”;告知被告“原告主张于法有据,若不让步,判决于你更为不利”。在这样的“囚徒困境”中,当事人博弈的“纳什均衡”就是让步。

审判权的“错位”:误导裁判规则

①无力辨明“事责”:法官能力欠缺,回避疑难判断。

②不敢辨明“事责”:存在人情招呼,掩盖裁判规则。

③不愿辨明“事责”:追求调解效率,减少工作量。

模糊“事责” “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形成“风险规避型”调解。

案例:原持票人甲经除权判决取得票款后,现持票人乙诉请其返还票款。甲认为乙应当举证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合法或善意;乙认为甲应当举证证明乙非票据合法或善意取得人。法官对此举证责任的分配踌躇不决,遂告知双方败诉风险各半,建议一人一半分取票款。

审判权的“失位”:屏蔽裁判规则

回避“事责” 放纵当事人“自治”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形成“恶意串通型”调解。

案例:开发商先以与员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骗取银行贷款,再通过立案调解解除前述合同规避二手房买卖营业税,形成数百起虚假调解案件,相关人员获罪入刑。

3.回归——以“事清责明”为条件的“裁判式调解”

以上实践证明,忽视案件事实一味追求调解无疑是对法治的伤害。⑪伴随着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事责”边缘化的反思,⑫“裁判式调解”应运而生。通过阅读吴中法院“裁判式调解”的内容,⑬笔者得以窥见“事清责明”标准在诉讼调解中的回归:它要求“在调解过程中进行充分的释法析理,并在调解书中载明案件事实和调解确认理由,对案件进行是非界定和法律评判”。⑭就其“事清责明”的内容和载体而言,等同于裁判标准;仅因有无经过庭审调查辩论,而在程序上略有差异。

(二)“裁判式调解”的实践:“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回归形态

带着对“裁判式调解”是否实践可行的疑惑,笔者进一步调研,发现其在司法实践中推行已久,仅在实践形态上各有不同,主要表现为:“事清责明”用作调解标准,较之裁判标准,在内容、程序、载体上均有差异。

1.内容差异

调解方式

调解动机 “事责清明”的标准

“加速裁判型调解”

按照裁判结果确定调解结果。 债权人的调解动机:加速文书生效,迅速进入执行或督促主动履行等(数年前涉钢贸金融危机蔓延时,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开始采用这一调解方式)。

债务人的调解动机:减少诉讼执行成本。 “事清责明”达到裁判标准。

“裁判利益让渡型调解”

比照裁判结果让渡部分利益形成调解结果。 利益让渡方的调解动机:维护稳定和谐的情感关系(如婚姻家庭继承案件中给付较高金额的抚养费、离婚补偿金),对弱者的同情慰怜(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给予较高赔偿),恢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如在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买卖承揽合同案件中折让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他调解优势包括加速文书生效、督促主动履行、免去缠诉之累等。

相对方的调解动机:债务减免延迟或债权增加,减少诉讼执行成本等。

“事清责明”达到裁判标准;但当事人接受利益的部分让渡并据此形成调解结果。

“裁判争议缩减型调解”

对照裁判规则扫描要素事实

→对无争议部分加以固定;

→对有争议部分分类厘定和搁置;

→当事人认可法院对有争议部分的厘定和搁置,在搁置范围内协商调解。 裁判争议已经法院分类厘定和搁置并经当事人认可,被搁置的部分属于当事人同意让渡裁判利益的范围;或涉及裁判利益较小,而进一步查清“事责”的诉讼成本却很高(如在买卖合同案件中存在供货金额和质量问题两方面的争议,经法院厘定供货金额后,出卖人对存在质量争议的少量货物未作鉴定即扣除价款)。 “事清责明”低于裁判标准;但当事人接受“事责”的部分模糊并据此形成调解结果。

2.程序差异

不同阶段的调解,审判权的介入度不同,调解的基础、技术与特点亦有差异。⑮在“确认调解协议”中,法官只作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在“立案调解”中,法官根据当事人诉辩和立案证据,作涉案“事责”的初步审查;至“庭前调解”,法院可以通过庭前调查取证和组织质证,充实证据内容、鉴别质证意见,作初步认证结论;而至“判前调解”,通过庭审调查辩论,严格意义上符合程序规范的“事责”审查才告完成。前述对涉案“事责”的递进式调查,决定了“事清责明”在不同阶段的调解中,存有程序差异。

3.载体差异

涉案调解书均不作“事责”表述,仅由法官依据类案裁判先例、类案裁判要素、类案案例和司法文件等作参考性释明,释明过程通常不作记载。

一是裁判先例参考式调解。如江苏法院简报“无锡中院以判促调化解105起游戏软件著作权纠纷”。该简报介绍“对于抗辩理由不成立的典型案件,依法及时作出判决,在司法判决的示范引导效应下,原有不少持观望态度的网吧业主签订了调解协议,有的自动履行了义务,百余件案件得以全部顺利解决。”主审法官答笔者询问“我们推行的是‘裁判式调解’,调解结果比照着裁判结果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调解书载明‘事实’、‘是非’?这就没必要了。这一批都是一个类型的案件,前面的判决写清了‘事实’、明确了‘是非’,后面的调解不就很明朗了吗?不写出来当事人脸上也好看。再说了,调解的好处就是提高效率,一个个写清楚了,也就没什么效率了。”

二是裁判要素扫描式调解。如江苏省无锡市某区法院某法庭法官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调解经验。该法官长期审理这类案件,颇有心得“这类案件就适合‘裁判式调解’,它有很多赔偿项目,我们对着赔偿标准一项项算下来,顶多有一些小争议,大家就在争议的范围内取个中间数。比如四根肋骨骨折肯定是十级伤残,纠缠不清还要多付一笔鉴定费;赔偿比例在事故比例基础上调整多少,来去也不大,判决的话还要多出费用。调解书上‘事实’、‘是非’当然是不写了,哪些查清了、哪些没查清,当事人都有数、也接受,没必要为个形式给大家添麻烦。这类案件立案调解还是不错的,没必要进入庭后调解。”

三是案例和司法文件指导式调解。如江苏省无锡市某区法院某商事法官的调解经验。该法官并不擅长劝解说服,相反学院气息颇浓,但调解率很高,问及调解经验,答“现在法院系统有共享的案例和司法文件资源,我针对当事人的争议,找到最接近的案例和司法文件,给当事人参考。比如前不久开的全省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统一了票据案件中几类问题的法律适用,我把会议文件复印给当事人,比我一名年轻法官向一群老江湖的律师释法说理要好多了,没几天一个个撤诉的撤诉、调解的调解。毕竟商事案件诉讼费不少,退一半也是好的。案例和司法文件越权威越好,最好是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事实’和‘是非’嘛,调解书中就不写了,我们方便,当事人好看,这叫‘淡化是非’,不是‘模糊是非’,毕竟当事人心里明白,就是比照着裁判来的调解。”

二、理论探析:“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必要性和多元性

(一)法律规则下的当事人处分之治:“事清责明”标准回归的必要性

前文已述,诉讼调解是法官审判权作用于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尽管在诉讼调解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轨的过程中,查明“事责”作为审判权的主要内容,一度淡出视野;然而行至当事人处分失向的现实环境,其对处分权的“指引”和“修正”,再度挟“裁判式调解”之势回归。并且,本文要论述的是,“调解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本身也在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⑯在法治社会初步建成的背景下,“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回归,可被定性为一种司法技术理性,而赋予更深层次的价值定位。

1.纠纷主体的理性度增加——规则指引的有效性

传统的调解模式以“淡化是非”为基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进双方的换位理解和互谅互让。这种以“感性”劝解为主要载体的调解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受众甚广,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失去效应。原因在于,一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各类纠纷行为的社会背景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行为对象的可选择性、行为方式的跨时空性以及彼此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得以谋求长久关系为目的的调解空间逐渐限缩;二是随着法律规则的完善、法治观念的深入,各类纠纷主体的权利保护意识开始增强,逐渐对传统意义上以“发扬风格、谅解让步”为基调的诉讼调解产生抵触心理。基于这一判断,诉讼调解的模式也应当与时俱进。法官审判权的介入空间,应当定位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理性”指引和修正,即通过法律规则的开示,厘定事实、辨明是非,确保当事人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权衡得失、作出决断,实现当事人法律明知下的意思自治。⑰

2.纠纷模式的聚合度增强——规则治理的示范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规则的完善,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行为,还是经济交往中的商事活动,聚合度均明显增强,呈现出同类纠纷连锁反应、重复发生的发展态势,由此使“事清责明”条件下的规则治理成为必要。在一起纠纷诉诸法院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围观群体,类似纠纷的当事人、重复行为的主体,他们在共同等待着法院对涉案“事责”的判断、对行为内容的甄别、对法律后果的确认,以此引导他们的后续行为;如果诉讼不能给他们一个明晰的结论,他们对类似行为的理解差异就无法消除,也就无法从源头上真正地化解纠纷。与此同时,与各类聚合性纠纷对应的司法治理规则也正在被格式化、明细化,如有些法院就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经济补偿金、工伤保险待遇、保险合同、婚姻家庭继承等案件的要素事实、计费标准等进行了梳理归纳,甚至就部分案件设计了用于计算的电脑程序;⑱即使在纠纷内容相对复杂的公司法、票据法等领域,随着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的完善,对典型性问题的“事责”判断亦大多有了比较明朗的规则,从而为聚合性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示范性指引。

3.纠纷类型的多样化发展——规则创新的必要性

近年来,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市场行为日新月异,多个领域呈现出专业性、技术性和变动性的发展特点。市场主体的治理在设立、变更、解散、清算等各个环节,出台了许多新规则;债务担保的方式在传统担保之外,出现了许多性质不明、风险待沽的联保、互保、保证金担保等;市场交易的手段逐渐由现货交易,发展至期货交易、期权交易以及其他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种的交易。与之相呼应,在金融法、保险法、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等新锐领域,涌现出大量前沿问题、疑难问题,需要司法确认效力、提示风险、建立规则。然而传统意义上“模糊是非”、“和稀泥”式的调解,极易使法官产生回避疑难决断的惰性思维,导致众多的创新行为得不到及时、准确、有效的规则指引,纠纷化解“先天不足、后天乏养”,局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这类诉讼纠纷中,推行以“事清责明”为条件的“裁判式调解”,及时厘定新类型案件的规则特点,才能有效指引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

(二)法律规则对当事人处分的作用之限:“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多元性

在诉讼调解的场域内,法官审判权是以查明“事责”为载体,对当事人处分进行“指引”和“修正”的。既为“指引”,法官查明的“事责”仅能作为当事人处分的“参考”而非“强制”,当事人基于其他衡量放弃查明或放弃参考的,尊重其意思自治;既为“修正”,法官仅能对当事人处分有违合法性或正当性要求的,予以否决,相关“事责”审查亦受此之限。归根究底,诉讼调解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处分,不是以法官为中心的判定;法官判定可以对当事人处分加以引导和制约,但不能剥夺,而当事人处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却判定的作出并终结诉讼。⑳由此衍生出“事清责明”作为调解标准的多元性。

1.法律规则在不同案件调解中的作用度不同——不同案件调解所需要的“事责”清明度不一

调解与判决不同,后者作为“自上而下的正义”,属于刚性司法,必须并且只能接受法律规则的指引;而前者作为“自下而上的正义”,属于柔性司法,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希望的标准,而不受法律标准的限制。即使在“裁判式调解”的场合,我们依然可以从“裁判利益让渡型调解”和“裁判争议缩减型调解”中,发现法律规则对不同案件调解的指引度差异。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往往涉及情感伦理的约束;相邻关系案件会考虑双方的和谐关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鼓励对弱者的救济关怀;买卖承揽合同案件中,商业规则会发挥功用,为谋求交易关系的长期稳定,商人通常不会拘泥于个案利益。并且,当事人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将查明“事责”的诉讼成本与可能增加的获利金额、加剧对抗的风险与加速调解的可能、判决导致的风险与调解带来的效益等,综合权衡利弊,引导行为选择。“诚然,查清案件事实确实有利于调解,但并不是必须要完全查清事实。因为现实中的纠纷是非常复杂的,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和责任含糊不究,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把握争议的基本事实,以促进调解。但对一些复杂、疑难、查证及取证困难的案件,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已达成协议的,案件事实就不一定完全查明。” ㉑

2.法律规则在不同调解程序中的参与度不同——不同调解程序能达到的“事责”清明度不一

作为一种与诉讼裁判平行的结案方式,诉讼调解不仅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也是司法介入的过程。司法给予当事人合意的自由并启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同时也对当事人合意进行“指引”和“修正”。这种“指引”和“修正”,随着调解程序的推进,内容有所变化:在“确认调解协议”中,当事人合意已经达成,司法介入的范围仅限于对当事人滥用合意自由的审查和规治,即当合意自由违反法律规定或损害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予以“修正”;这一过程不能删除或弱化“事清责明”的效用,否则对当事人合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会变得表面化和形式化。而在“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判前调解”中,司法介入的内容除“修正”外,更多的是“指引”,即以涉案“事责”的查明和开示,指引当事人的行为理性;然而查明“事责”的广度和深度,亦受不同阶段的程序限制而有差异,呈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

3.法律规则在不同形式载体中的昭示度不同——不同形式载体所揭示的“事责”清明度不一

前文已述,为追求诉讼调解的“效率”和“和谐”价值,在“裁判式调解”的实践形态中,作为调解标准的“事清责明”往往未被记载于涉案调解书中;仅由法官根据涉案情况,选取对应的裁判先例、裁判要素、案例和司法文件等,进行参考性释明,并且释明过程通常不作记载。很显然,此种参考性载体就“事责”昭示度而言,与涉案调解书等确定性载体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第一,参考性载体对涉案“事责”仅具有比照性,不具有确定性。一般而言,即使属于类案的范畴,在参考情形与涉案情形之间,仍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第二,参考性载体对涉案“事责”的比照,通常不具有全面性,仅能反映涉案“事责”的局部。第三,参考性载体对涉案“事责”的比照,如未经承办法官针对性、创造性的释明,所揭示的法律规则将流于笼统。第四,参考性载体将因其权威性的差异,影响所揭示“事责”的清明度。如部分参考性案例的指导性存疑,或存在观点相反的两种案例;部分司法文件的权威性不足,未能有效地统一法律适用等。

三、目标定位:以“事清责明”的多元化标准,作诉讼调解的程序分流

(一)纵向坐标:“事清责明”裁判标准的获取

将“事清责明”的裁判标准用作调解标准,被认为具备“彰显法治原则”、“保障自愿原则”、“提高司法效率”、“防止滥用诉权”、“提升案件质量”、“增强法官业务能力”等多重价值,但也存在“增加调解结案难度”、“增加法院和法官错误成本”、“增加法官工作量”等现实缺陷。㉒尽管就理论层面,前述利大于弊;然而放置于“调解热”、“案多人少”的现实背景下,其缺陷几乎是致命的:片面追求“事清责明”在内容、程序、载体上均达到裁判标准,会将诉讼调解的“效率”和“和谐”价值消耗殆尽。为此,本文提出,“事清责明”的裁判标准,仅能作为调解标准的纵向坐标,取之无限接近的用意;并且,就现实可能的路径而言,我们在涉案调解中能够企及的,只是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本文称之为“以判示调”。

1. “以判示调”的正当用意——以类案裁判“示范”调解,而非以涉案裁判“压制”调解

“事清责明”于诉讼调解的意义,源自它为当事人处分提供的“法律明知”前提。然而,这样的“法律明知”,若仅限于承办法官的“事责”判断,将因调解程序的局限性、个人观点的单薄性、判调身份的合一性,而陷入准确性、权威性、中立性的质疑;甚至引发“以判压调”的嫌疑。据此,本文提出,用作调解“示范”的,不能是间接提示调判利弊的涉案裁判结果,而应是以类案裁判标准为基础细胞、提炼组合而构成的法律规则体系。

2. “以判示调”的功能效用——权威性裁判确立的普适性规则,可指引类案调解路径

尽管诉讼调解作为自治型纠纷解决模式,可兼容多元化利益;然而纠纷主体既已选择诉讼作为利益诉求渠道,法律规则自然被纳入首要考量。众所周知,规则的生成依赖于专业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法定性、普适性的评判。㉓“法律需要通过法院的判决为当事人及案外人提供指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㉔据此,“以判示调”的功用在于,一是促进调解,同类案件裁判规则的参照适用,能使纠纷当事人放弃不切实际的利益期待,促进调解的达成;二是规范调解,同类案件的裁判内容,恰能为纠纷主体的调解路径提供客观现实的标准,从而令调解的内容无限接近于裁判的规则。

3. “以判示调”的运作原理——兼容创造性司法与类型化司法

“以判示调”是对司法创新能力和归纳能力的双重挑战。创造性司法要求,对诉讼纠纷中的规则模糊或空白地带,及时深入研究,打造精品裁判,准确引导规则,“法律的创造始终是法律的适用。”㉕法律就象是一块编织物,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制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烫平”。㉖类型化司法则要求,对社会实践中大量出现的类型化纠纷,法官应当具备从具体到抽象、提炼裁判规则以及从抽象到具体、运用裁判规则的双向能力。正如前文所述部分法院之格式化裁判文书、类型化说理文库等,本意是提升审判质量效率,然而亦兼取了裁判规则的载体之效,从而以公开简明的方式,为类案“事责”提供了参考。

受制于现阶段法官人手不足、能力参差以及简易纠纷大量沉淀于基层、疑难问题集中上诉于二审的现实状况,“以判示调”可以专业型法官与经验型法官的能力互补为运作模式。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着重创造性裁判、示范性裁判和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基层法院特别是基层法庭强化对前述内容的消化吸收以及对类案调解的比照适用;与此同时,在同一法院层面,亦可根据法官的来源和知识结构,作专业型或经验型的定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二者互补。

(二)横向截取:以“事清责明”的多元化标准,作诉讼调解的程序分流

前文已述,“事清责明”于诉讼调解,仅作当事人处分的“指引”和“修正”用途,标准较为多元。正基于此,恰能构建诉讼调解的程序分流,在注入“理性”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和谐”价值。

1.诉讼调解所需要的“事责”清明度——由案件类型决定

于当事人处分的内容而言,“事清责明”提供的是刚性的法律标准;然而促使当事人作出行为选择的,往往还涉及其他标准的考量。这些标准随案件类型变化而变化,由此导致“事清责明”在不同案件中的介入度差异。

本文认为,下列案件应强化“事责”清明度,使之无限接近裁判标准:①规则创新型。如在金融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新锐领域中,常会出现一些涉及行为规则确认或创新效力评判的案件,应努力查明“事责”,以示范法律适用。②涉他利益型。对涉及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应在“事清责明”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排除恶意串通的可能。如对关联企业、近亲属之间的债权债务案件,应避免虚构债务以转移资产或规避税款的情形。③公众关注型。公众关注的案件往往涉及社会风尚的引导,此类案件应作“事清责明”的严格审查,避免引发公众认知的偏差。㉗“一旦某个公众关注的民事案件以调解或和解告终,总会给媒体带来许多遗憾和丰富的联想,一般的推定是维权者为了利益做出了不当的妥协或放弃了权利。”㉘④身份确认型。“对于具有特殊性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处分进行干预。”㉙

下列案件可适当淡化“事责”:①关系修复型。当事人之间具有家庭关系、相邻关系、劳动关系的;或在部分合同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原已形成稳定交易关系,但因个案纠纷陷入不睦,关系修复对双方经营持续和企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可适当淡化“事责”。②弱者救济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在致害人经济占优的情况下,鼓励其给予相对方法定赔偿之外的补偿,以体现人文关怀之意。③事实不明型。一是当事人双方各自缺乏明显的证据优势,“事责”难以厘定;二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可能存在严重冲突。此两类案件,若过于追究“事责”,或有失调解效率,或违背实体公正,故不作“事责”强调。④影响稳定型。如涉社会稳定的人数众多的劳动争议、物业纠纷、房产纠纷、土地纠纷和涉企业稳定的股东纠纷等。

并且,对当事人基于降低举证成本、加速案件调解等考虑,自愿搁置部分争议、模糊部分“事责”的,如不涉及前述基础判断,则应尊重其意思自治。

2.诉讼调解应选择的分流程序——由需要的“事责”清明度决定

前文已述,不同阶段的调解,能达到的“事责”清明度不一。从“立案调解”,至“庭前调解”,再至“判前调解”,在程序推进的同时,“事清责明”亦呈递进关系。

进入“立案调解”、“庭前调解”等调解前置程序的案件,应符合两方面条件:一是不属于前述应强化“事责”清明度的范围,而有可适当淡化“事责”的余地。二是当事人同意进入调解前置程序。此处之“当事人同意”,可以理解为:或是蕴含着当事人自愿模糊部分“事责”的意思表示;或是涉案“事责”争议不大,当事人对“事清责明”不作程序要求,法官可通过书面审查或询问当事人辨明“事责”内容的情形。关于在调解前置程序中如何完成“事责”审查,可参考美国的审前程序,通过案件审理重心的适当前移,将审前程序变为发现事实、固定事实,了解纠纷实质、明了争议焦点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导当事人理性处分;虽不能达到严格意义上符合程序规范的“事清责明”,但可以“在法律的阴影下进行谈判”。㉚

对“事清责明”要求较高的案件,应当在完成庭审调查辩论的基础上,进行“判前调解”,以此接近裁判意义上的“事清责明”。

3.诉讼调解应选用的“事责”载体——由选择的分流程序决定

规范意义上的“事清责明”,必须见诸于涉案调解书的记载。然而在“裁判式调解”的实践形态中,几乎所有法官都省略了这一步骤。仅在调解协议的主文部分,展现最终的权利义务结论;但这一结论往往是在涉案“事责”的基础上,经过裁判利益的让渡或裁判争议的分类厘定、搁置,而形成的协商结果,具体过程无载体可考。

本文认为,诉讼调解应选用的“事责”载体,视选择的分流程序而定:当事人同意进入“立案调解”、“庭前调解”等调解前置程序的,亦即蕴含着自愿模糊部分“事责”的意思表示;并且就程序而言,法官查明“事责”无法达到裁判标准,故调解书不作记载亦可。但对法官“事责”释明和当事人“权义”处分的过程,应以笔录等记载。一方面规范“事责”释明,避免不当调解;法官以裁判先例、裁判要素、案例和司法文件作比照释明的,将释明过程制成笔录,实现参考性、普适性载体向确定性、个性化载体的转化。另一方面确保和体现当事人自愿,“类似于医疗责任中的知情同意,法官有必要通过各种要式的形式(如当事人签署的权利义务告知同意书、申请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承诺书、法庭笔录、见证等等)证明自愿的真实性。这些形式化的操作甚至可能会影响法院调解的成效,但至少为保证调解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㉛

而至“判前调解”,“事责”审查至少已完成了规范的程序流程,除当事人基于隐私保护而自愿处分的情形外,相关“事责”应作调解书规范记载;特别对公众关注的案件,应将调解书载明“事责”公诸于众,用于明法释理。

 

作结全文

“事清责明”之于诉讼调解,能以多元化形态,找寻程序分流之价值定位。笔者之研究虽为粗糙,仍冀望有所禆益。现以图解作结全文,用作提炼。

责任编辑:无锡中院研究室
传媒资源服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