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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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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绪龙  发布时间:2019-01-29 10:19:13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作为当前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有力抓手,值得充分重视。虽然刑法和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司法适用等问题作了相关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争议,需要理论廓清。经由实践归纳与分析,本罪犯罪主体,即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应当采取扩大解释,不应局限于上述三种类型;执行部门为执行生效调解书而出具的裁定书,可以认定为本罪中的裁定;本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抵抗执行的行为客观上阻碍了执行人员正常的职务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有部分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原则上以本罪论处;拒不履行执行日期的起算,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类型分别以裁判生效说和执行通知发出说为起算节点;诉讼债务优先,不仅是胜诉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也是司法权威和司法秩序彰显的内涵;在民事责任与刑事竞合方面,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利益的救济并不能否认刑事制裁的必要性,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对于生效判决、裁定的及时有效履行提供了国家强制力保障。当然,判决、裁定的执行虽然不能过多的依赖刑法保障,但在当前大力推进执行难基本解决的司法宣示背景下,经由刑法引导和威慑,督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则是题中之义。在立法历程上,1979年刑法将拒执罪与妨害公务罪一并规定在同一条文中,1997年刑法将其作为单独罪名独立设置条文。在此之后,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立法解释,对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了解释;刑法修正案(九)也对本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升格的处罚情形和单位作为本罪犯罪主体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8年、2007年、2015年和2018年分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拒执罪的犯罪主体、客观方面(包括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等)以及公诉转自诉程序等司法适用问题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由此可以认为,拒执罪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立体化、层次性的立法体系,这对于当前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和保障价值。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虽然刑法立法、立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对拒执罪作了明确规定,但拒执罪的司法适用仍然存在较大阻力。客观而言,拒执罪适用率低,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外部司法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思想认识、对法律理解认识分歧、诉讼程序对接不畅等主观原因。经由归纳,在客观上拒执罪适用率低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案多人少压力较大,执行人员忙于结案,无暇做好追究拒执罪的准备工作。目前人民法院案件呈并喷之势,执行人员忙于结案,能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下落,则立即强制执行,虽然执行难的原因众多,但惩治不力成为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执行人员即使知道被执行人能够认定为拒执罪,因追究拒执罪的精力及成本较大,同时害怕被执行人无理上访、缠访,在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具备理性经济人思维的司法执行人员,一般不会主动自找麻烦,往往怠于追究被执行人的拒执罪。第二,搜集取证存在困难。在执行司法实践中,若要追究被执行人拒执罪,按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但在实践中,被执行人转移、毁损财产或无偿转让财产等情形都是以隐蔽的方式、渠道进行,而寻找被执行人转移资产、隐匿资产的证据十分困难,在被执行人去向不明的情形下如何固定证据难度更大。另外,在行为类案件执行工作中,如何证明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也不好把握。一言以蔽之,在案多人少的大背景下,执行人员办案压力大,精力不够,执行工作开展手段措施和方式方法的局限性,不能有效地搜集证据,导致在证据寻求和固定上存在困难。第三,外界因素影响拒执罪适用。客观而言,执行案件一旦进入刑罚视野,如用刑罚手段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则会受到人情、社会关系等方面因素影响。为避免矛盾激化,执行人员仅仅把运用刑罚手段对被执行人施加压力,吓唬被执行人而已。司法实践中,执行人员往往以司法拘留代替刑罚手段,以达到能够执结案件的目的。另外,在执行案件中,一般仅仅涉及民事纠纷,如果执行人员将案件纳入刑事追诉程序,被执行人可能会将不利后果归咎于执行人员本人,执行人员畏难、怕被打击报复的心态比较普遍。

  另一方面,除却上述几点客观原因之外,拒执罪适用率低的原因还来自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拒执罪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认识差异,甚至在法院内部的执行局和刑庭也存在不同认识,由此直接产生内耗,不能形成工作合力。因此,对于本罪司法适用的争议问题应当作全面排查和梳理,并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

  一、犯罪主体的扩大解释

  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对本罪的罪状描述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对于本罪的犯罪主体并未明确规定。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立法解释中,规定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几种类型,其中包括:(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已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此立法解释虽然也没有明确规定本罪犯罪主体的种类和类型,但是以列举的方式间接承认了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的犯罪主体从自然人扩到至单位,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逐渐明确。在此基础上,2015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本罪犯罪主体的问题作了比较明确和统一的规定,即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这里的问题是,除却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以及担保人之外,本罪还存在其他犯罪主体的类型吗?这里的“等”是等内还是开放式的等外表述?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将本罪犯罪主体概括表述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以涵盖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犯罪主体,便于拒执罪主体定位及日后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由此可见,该观点所描述的“等”应该为等外之意,亦即在上述三种犯罪主体之外还存在其他犯罪主体的类型。那么,等外的其他犯罪主体的类型该如何确定? 司法实践中,也有被执行人之外的其他人纳入到被执行人范畴的判例。比如,在北京二中院2004年6月10日作出的马素英、杨保全案,法院认定:被告人马素英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被处以司法拘留,但仍不吸取教训,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伙同其丈夫采用协议离婚方式,变卖财产、关闭工厂、外出藏匿等方式,逃避法院的执行,致使人民法法院的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属于情节严重,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一审判决后,二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后驳回上诉。

  对此判例,实践中有观点存在疑问。该观点指出,双方存在民事纠纷,原本也只有一名被执行人,因为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与丈夫离婚,其丈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被执行人?原本不是被执行人的案外人,即丈夫被纳入刑事犯罪惩罚范畴的机理是什么?如果采用共犯理论,是正犯理论,还是狭义共犯理论,即帮助犯、教唆犯?在狭义共犯理论角度,显然,上述判例中没有证据证明丈夫是被执行人的帮助犯、教唆犯。在正犯理论角度,丈夫属于直接正犯还是间接正犯,根据案情丈夫显然不属于间接正犯,那么只能是直接正犯?但是就直接正犯而言,丈夫是适格的被执行人吗?显然也不是。

  该观点继续认为,在夫妻协议离婚的情形下,是否纳入拒执罪的共同正犯,需要客观分析。事实上,在这种利益转化的案件事实中,离婚需要双方配合协议,但是财产赠与与处分(比如放弃)只需要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不管是赠与还是放弃,均是一方的处分行为,与另外一方并无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可以认定为二者是共同正犯,显然是存在疑问的。即便是离婚之前,夫妻双方达成默契,约定,但也无法就此认定为接受赠与、接受放弃财产的一方就可以当然的成为本罪中的行为人。因此,在拒执罪的范畴内,由于夫妻一方仅仅是另一方利益的接受者,难以谈的上是共同正犯。即便认定夫妻一方承担债务的性质被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也不能就此认定为夫妻另一方为当然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主体概念源于判决、裁定的确认,而非夫妻共同债务拟制的自然结果。债权人权利不能实现的方式是刑事制裁被执行人,以及通过民事可撤销合同、赠与的方式实现财产权的恢复。换言之,让夫妻一方加入民事程序中被执行”行列与刑事程序中的行为人行列,缺乏理论根据,有违刑事谦抑性等理论。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存在疑问。第一,从立法本意角度看,本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打击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虽然案外人与案件本身并无关联,但被执行人与其恶意串通,案外人如果明知且存恶意,放任该情形无疑会诱导被执行人千方百计地转移财产,本罪惩罚的立法目的必然大打折扣;第二,从罪刑法定原则角度考量,司法解释所确定的犯罪主体范畴并未框定等内还是等外,将案外人作为本罪犯罪主体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也有观点认为,将本罪犯罪主体概括表述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以涵盖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犯罪主体,便于司法解释确定的犯罪主体与其他法律法规相衔接。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描述的“等”应该为等外之意,并未将相关恶意案外人排除在本罪犯罪主体之外。第三,比照职务犯罪共同犯罪理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其他人也可以与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成立职务犯罪的共同犯罪。在拒执罪中,涉案当事人与案外人如果存在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以抗拒执行的行为,符合本罪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第四,经由案外人转移、隐匿财产,虽然可以通过民事可撤销合同、撤销赠与的方式实现对财产权的恢复,但这与其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冲突。

  二、执行部门为执行生效调解书而出具“裁定书”的性质

  关于本罪中判决、裁定书的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年做的立法解释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对于这个解释,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调解书不属于判决、裁定的范围。人民法院主持做出的调解书本身不能作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应该严格按照理解的范围理解,即只有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生效的调解书所作的裁定才属于这里的“裁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执行部门一般不会出具关于执行某某调解书的裁定,因为这种裁定并无实质意义,仅仅充满形式性和抽象性,对于具体执行工作并无指导价值。一般而言,执行部门会根据调解书的内容,出具相关查封、冻结、扣押的裁定书,这种裁定书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质性。对于这种为执行调解书的内容而出具的具有实质性、具体性的裁定,应当属于立法解释中规定的内容,即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其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包括人民法院作出的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以及依法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等所作的裁定问题。实践中,由于拒不执行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的行为多发生在诉讼程序而非执行程序,是否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我们认为,设置诉讼保全、先予执行制度本身就是为了保障判决、裁定的顺利执行,生效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属于具有执行内容并以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将拒不执行此类裁定的犯罪行为纳入打击范围,符合法律精神和工作实际。但是,对于依法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等所作的裁定,则应该根据相关规定,在是否纳入本罪适用犯罪时应当慎重。

  三、“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理解

  关于犯罪既遂形态,理论上主要有举动犯、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等区分。司法实践中,部分观点认为,拒执罪属于结果犯,此观点主张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认定中,司法解释规定了多种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但大都同时规定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后果,故而认为是结果犯。

  与此相对应,关于本罪的性质,实践中还有观点认为是行为犯。我们也认为,本罪属于行为犯。具体而言,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已经拟制性的推定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比如,在行为履行的执行类型中,行为人拒不搬出房屋等场所,私下设置电网阻止执行人员依法执行,执行人员采用常规的执行手段已经无法执行到位,必须求助于防爆警察、特警等专门力量才能拆除相关装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执行人员求助于防爆警察、特警等专门力量也属于执行行为,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超出了执行行为的一般工作范畴。换言之,行为人所采取的抵抗行为致使执行人员无法通过其自身的职务行为完成执行任务的,就已经符合“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的规定。至于后续求助于专门力量最终完成执行任务,则是超出执行职务范畴的特殊途径。

  有观点指出,拒执罪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在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拒绝执行的行为,同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而不需要行为必须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因此,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是从法院执行工作正常秩序而不是债权人实际损失的角度解释。进一步阐释,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理解为法院能够运用法定执行措施继续执行,而不论判决、裁定确认的债权能否实现。 我们赞同上述意见。从反面讲,如果认为行为人抵抗执行的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能被包括专门力量在内的执行措施所制服,由此并不符合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的规定,那么也就不存在本罪适用的空间了。毕竟,行为人任何抵抗执行的行为,都能被执行人员以及防暴警察、特警等专门力量制服而得以最终执行,甚至一次不行可以多次执行,如此则就不存在执行不了的情形。

  归纳而言,本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抵抗执行的行为客观上阻碍了执行人员正常的职务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那么就应当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就应当被纳入本罪的规制范畴。换言之,关于本罪的入罪模式应当这样解释:被执行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就负有法定的履行义务,如果没有积极履行,那么其在定性上就应当被拟制性的认定为构成犯罪(违法层面);如果在定量的层面,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满足了本罪的入罪要求。

  四、“有能力履行”与“有部分履行能力”的认定

  法言有云:法不强人所难。在执行过程中,如果被执行人(包括被执行人应当承担赡养、抚养义务的人)确有困难,则不应认定为具有履行能力。因而,是否具有履行能力是本罪成立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一般而言,执行内容包含两个类型,财产给付型和行为作为型。对于行为作为型的执行而言,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在判决、裁定文书中已有定论,判决和裁定书不可能将没有行为履行能力的当事人作为义务主体,这是司法裁判的一项基本常识。

  具有争议的问题是,在财产给付型的类型中,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应当如何确定?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无外乎三种,即完全具备履行能力、部分具备履行能力以及完全无履行能力。正如上文所述,完全无履行能力,是法不强人所难所赦免的类型,不应当成为本罪规制的类型;而完全履行能力的情形,则不需要讨论,如果被执行人完全具备履行能力拒不履行,当然构成拒执罪。需要讨论的是,被执行人仅具备部分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该如何认定?比如,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要求被执行人给付财产100万元,而被执行人只有10万元,如果被执行人转移该10万元,是否构成拒执罪?有观点认为,被执行人具备部分履行能力,如果比例过低的话,其转移财产的行为不符合本罪“具有履行能力”的前提性要件。我们认为,即便被执行人只具有部分履行能力,也属于具有履行能力。这是因为:

  第一,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给付义务,被执行人应当完全履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不能一次性完全履行,也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履行,即便只有部分履行能力,也需要尽其所能履行义务,剩余不能履行的比例应当作出履行计划的承诺和表示。事实上,拒执罪的保护法益落脚点虽然在于胜诉当事人的利益,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在具有部分履行能力的情形下,被执行人积极主动履行的,司法权威并无遭受损害。如果被执行人借口以无完全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那么司法权威必然荡然无存,这是拒执罪必须打击的情形。

  第二,比例大小与法益侵害并无必然关系。在有的案件中,被执行人履行能力比例确实很小,但履行的基数过大,比如需要履行的基数为1亿元,而被执行人只有10%的履行能力,即便借口履行能力及其比例过小,但也不能否认1000万元的数额也能评价为本罪中的“数额巨大”。如果被执行人转移该1000万元财产,如果不将其评价为拒执罪,显然没有道理。

  第三,当然,按照刑法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如果被执行人的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也应当灵活掌握。比如,负债基数为10万元,行为人只有1000元履行能力,被执行人私下转移该1000元的行为就难以评价为拒执罪,司法实践对此比例问题需要结合刑法总则的规定、司法政策等理性衡量。

  五、拒不执行日期起算的认定

  理论上,对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履行的时间节点判断主要存在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诉前说,认为确定行为人有无执行能力的时间节点应始于诉讼前;第二种观点为诉始说,即认为确定行为人有无能力的时间为诉讼开始时;第三种观点为宣判说,认为判断行为人有无能力的时间节点为宣判以后;第四种观点为生效说,即确定行为人有无能力的时间节点为裁判文书生效之后。第五中观点为执行申请说,认为认定有无执行能力应该在执行程序开始后。

  司法实践中,相当部分人员认同第五种观点即执行申请说。主要理由是:第一,生效判决仅仅对诉讼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认。根据民事法律意思自治原则,是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权利人的权利,权利人有放弃执行申请的权利,并且判决也规定了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期限,期限届满前义务人没有自动履行义务,权利人又没有申请强制执行的,不存在拒不执行的前提条件。第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所侵犯的法益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和司法秩序,在判决生效后,未进入执行程序前,义务人应在履行期内向权利人履行相应的义务。但此时,由于案件没有进入执行程序,义务人仍然处于自觉履行阶段,这也就意味着并不必然被强制执行。可见,履行期内的履行与执行程序开始后的执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履行期内,由于义务人还不是被执行人,人民法院也未对其进行强制执行,就义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当然不能构成本罪。故拒不执行行为应该发生在执行阶段,即权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对此立案后的行为。如果案件还没有进入执行阶段,则不发生拒不执行的行为。第三,立法解释中明确本罪的犯罪主体是被执行人,按照通常解释,只有进入执行阶段才能被称之为被执行人,不能对此进行扩大解释。

  我们认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第一,执行并非是民事诉讼专有概念,刑事诉讼中的罚金刑以及行政非诉执行,都属于拒执罪规制的范围,行为人如果不主动执行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审理后确定的法定义务,同样会构成拒执罪。而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不存在当事人是否申请执行的问题,因而以民事法律意思自治原则来阐述当事人是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并不周延,存在以偏概全的弊端。第二,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执行问题也并非一定由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进行,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移送执行。换言之,执行分为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两种类型,在移送执行的情形下,根本不需要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主动移送执行机关执行。第三,2002年出台的立法解释中所规定的被执行人概念,并非就是处于执行阶段的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在对2015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专门撰文指出,被执行人包括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理论上,即便立法解释使用了被执行人的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只有进入执行阶段的人才是被执行人。事实上,该立法解释第五项是兜底条款,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是否限定为“被执行人”不得而知。因此,与其说根据被执行人用语推出执行申请说作为本罪时间节点的判断,不如将本罪主体解释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而负有执行义务的当然包括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人。

  我们认为,拒执罪犯罪时间节点的认定,应当按照本罪行为人的具体类型分情况处理,不能采取一种标准。第一,对于被执行人、担保人而言,一般而言,应当以判决、裁定生效为原则。这是因为,在判决、裁定生效之前,由于权利义务关系并未确定,行为人转移、隐藏或恶意毁损、低价转让财产的,还难以说明其具有拒不执行的故意,毕竟还未被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其义务承担的内容。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以下两种情况可以突破裁判生效说而分别采取案始说和裁判作出说标准:其一,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明确,当事人之间无异议,有异议的仅仅是赔偿的数额和比例问题,比如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责任纠纷案,行为人对责任承担等内容无异议,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在案件发生后其转移、隐匿财产,足以认定其拒不执行的故意;其二,行为人在上诉期未上诉,但是转移、隐匿或者恶意毁损、低价转让的,应当以裁判作出说为计算的时间节点。第二,对于协助执行义务人而言,由于其并不知案件开始时间、案件裁判时间以及裁判生效时间,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以执行通知说为标准具有合理性。

  六、被执行人诉讼债务与非诉债务并存问题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有的被执行人负有多项债务,其中包括诉讼债务和非诉债务。在此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优先履行非诉债务,而对于诉讼债务而言无履行能力,是否可以评价为拒不履行?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诉讼债务还是非诉债务,只要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债务类型,都应当平等的保护。换言之,当事人优先履行非诉债务,即便对于诉讼债务而言形成了无履行能力的后果,也不是本罪中拒不履行的情形。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其一,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拒不履行情形的作为方式大都是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等,或者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大都是为了其本人的个人利益而拒绝履行裁判义务。而被执行人自愿选择优先履行非诉债务的情形,并非为了本人的私人利益,故而不符合拒执罪的犯罪主观方面要件的要求。其二,在债权债务纠纷中,并非所有的债务都经诉讼确认和解决,如果诉讼债务优先的话,那么对于非诉债务而言,仅仅是是否进入诉讼程序为标准,对于非诉债务的债权人而言并不公平。

  我们认为,诉讼债务应当得到优先保障。换言之,在诉讼债务与非诉债务并存的情况下,被执行人应当优先保障诉讼债务的履行。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本罪的保护法益并非单一,司法秩序和权威以及胜诉当事人的利益是拒执罪保护的双重法益。上述观点忽视了这一常识性内容,只关注到当事人的债权利益,而忽视了本罪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法秩序的核心法益。事实上,拒执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在类罪性质上,其公共利益的性质更为明显。因此,在诉讼债务与非诉债务并存的情况下,诉讼债务优先不仅是胜诉当事人利益实现的保障,同时更是司法秩序维护和司法权威树立的体现,在法益性质和程度的双重比较上,诉讼债务优先履行显然更具说服力。其二,从反面分析,如果允许非诉债务与诉讼债务同等保护,或者默认被执行人在诉讼债务与非诉债务之间具有自主选择权,将会不可避免地人为制造更多事端。执行难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转型期内社会秩序失范和诚信意识的缺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果赋予被执行人在诉讼债务和非诉债务之间具有自主选择权,那么被执行人虚构债务逃避履行的情形就不可避免,不仅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无法得到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债权也会被“暗度陈仓”,在事实上丧失了胜诉的意义。其三,如果允许非诉债务与诉讼债务同等保护,将会人为制造更多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在被执行人虚构所谓非诉债务的情形下,即便执行申请人以及司法机关能够及时识别被执行人虚构债务等违法犯罪事实,如果进入司法程序处理,将会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浪费。与其被动如此,不如在源头上扎住漏洞,即不承认非诉债务自主选择的权利。

  当然,在理念上支持诉讼债务优先的前提下,对于非诉债务的履行而言,也应当作类型化的区分。比如,先于诉讼债务到期的非诉债务,以及非诉债务的债权人遭遇紧急情况亟需得到债务履行等客观、紧急的非诉债务情形,债权人要求被执行人履行该债务的,被执行人应当首先向人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和债务情况,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可以考虑按照一定的形式,比如比例分配等,履行相关义务。

  七、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冲突和竞合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照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按照此规定,拒执罪的被执行人,如果先前的转让行为被后来的民事撤销诉讼裁定为无效,是否就可以不追究拒执罪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行为人非法处置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物事后被发现、追回的,是否可以不以犯罪处理?

我们认为,民事纠纷处理及其结果与刑事打击二者并不形成竞合关系,二者可以兼容,并行不悖。事实上,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一般是侵权、违法行为,二者的法律位阶和地位、作用不同。换言之,不能以民事诉讼、民事程序能够恢复、解决纠纷,被侵权人的利益可以得到弥补,就可以搁置、否弃刑事惩罚。除非刑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民事纠纷解决或者利益恢复的情形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如交通肇事罪,关于财产损失的规定,如果有能力赔偿的话,就可以不以犯罪处理。我们认为,民法、合同法等私法对于债务人非法转移财产行为虽然赋予了债权人撤销权利,这仅仅是从保护权利人的角度赋予债权人一条救济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造成损害后果,也不意味着民事上的救济措施到位就不应当进行刑事惩罚。事实上,与民法、合同法等私法立场不同的是,刑法则是从维护司法秩序的角度关注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至于债权人是否通过撤销之诉实现权利救济,则不是刑法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不是刑法罪名定性考虑的问题,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责任编辑:庄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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